在拉美33个国家里，智利是拉美唯一的一个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也是贫困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位居第二，第一是乌拉圭）：贫困人口1990年占总人口比例38.6%，2003年降至18.8%，极度贫困人口从12.9％下降到4.7%。这个骄人的成绩毫无疑问来自于其不俗的经济增长：在1990－1999年“失去的10年”中，拉美19个主要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是1.56%，而智利最高，是4.79％。以1995年价格计算，2003年19国人均GDP是2860美元，而智利是6051美元。
就增长与贫困来说，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之间的反差说明：
第一，低增长不利于普遍实现减困的目标，例如，智利的高增长是其实现千年目标的一个必要条件；拉美的贫困不能说与拉美的低增长不无关系，所以，与其将拉美描述为“增长性贫困”，不如将其称之为低增长的贫困。
第二，增长有利于减困。当拉美增长率较高时，其贫困率就呈下降趋势。不但智利的数据支持了这个结果，而且整个拉美地区的统计也同样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过去的4年是拉美25年来经济增长最好的年景，平均增长4.5%。随着经济增长的回升，2004年贫困开始下降，2005年首次下降到1980年以下水平即39.8％，2006年继续下降到38.5%；其绝对数量2004年下降到2.17亿，2005和2006年继续下降到2.09和2.05亿。
第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支出有利于减困。智利之所以成为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范，除经济增长以外，适宜的社会政策导向也起到了重要的减困作用，而且还成为促进增长的一个条件。例如，拉美地区的社会支出1990年占GDP的12.8％，2003年为15.1％，而智利则从1990年的11.7%提高到2000年的16.0%。
第四，社会支出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景气时社会支出随之扩大，反之就缩小，即反贫困的行为和力度受到增长的制约和影响。
第五，社会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惯性和滞后效应，一般在1-2年左右。
第六，社会投资规模的拐点一般都高于经济增长周期的拐点，这说明政策制定者对经济增长拐点的预期往往容易高估，社会投资规模容易失控。
欧洲的一个启示：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重要性
减困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个共同任务，贫穷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使最发达的国家也面临减困问题，为此，世界银行曾在1990和2000年两度将反贫困作为其发展报告的主题。但是总的来说，拉美国家的减困效果远不如其他地区和国家。
例如，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欧洲的增长并不比拉美高出多少，90年代欧盟15国的增长率大约不到2%，其中最低的年份是1993年的负0.4和1996年的1.7%，最高的年份是1994年的2.9%和1998年的2.7%。但是，欧洲国家的贫困率却远远低于拉美，2003年欧盟25国平均贫困率只有16％，其中最低的斯洛文尼亚仅为10%，而最高的三国爱尔兰、葡萄牙和斯洛伐克也就是21%。
如何解释拉美与欧洲减困之间的巨大差别？同样较低的增长率，但在减困效果和社会公正方面却大相径庭？答案应该是这样的：初次分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增长只是减困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即适当的经济政策还需配合以恰当的收入分配政策；一方面，没有增长就难以减困，另一方面，在以减困来实现较高增长的同时，还需更大程度的财产平等。所谓财产平等主要是指初次分配政策。增长不一定能够必然对减困做出贡献，穷人不一定从增长中受益，甚至从某个角度讲，拉美的教训在于，增长只为是减困创造了一个环境而已，在初次分配存在严重不公的条件下，增长要对减困做出明显的贡献，那是一相情愿的。
社会保障制度是二次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社保制度对减困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欧洲国家转移支出与贫困率二者之间的比较数据显示，社会保障对降低贫困率是发挥作用的。例如，欧盟25国平均贫困率之所以仅为16%，是由于社保制度发挥作用的缘故，经测算，假设没有社保制度的话，欧盟平均贫困率将高达42%，与拉美的贫困率相差无几，甚至是一样的，或说，目前欧洲社保制度的贡献就在于使贫困率降低了整整26个百分点；换个角度的表述可以认为，欧盟国家在没有社保制度下的贫困率大致相当于目前享有社保条件下的拉美地区贫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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